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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布朗大學
引用自http://home.educities.edu.tw/historyboard/article.htm
1998年9月于台北
(本文原以筆名「素臨」發表於《當代》135期,1998年11月)
初春四月,榆樹梢頭依稀透出綠芽,蓮色木蘭已滿樹爛漫,我和外子帶著八個月大的孩子一起到布朗探路。環顧校園綠地四周七八棟或希臘或羅馬或殖民式的建築,心底有掩不住的失望:「這個學校真小!」
那是1990年春天,我們已在美國東部住了兩年。雖然行蹤不廣,但因緣際會看過幾個大學。典雅優美的耶魯,遼闊靜謐的康乃爾,人文薈萃的哥倫比亞,乃至約翰霍普金斯、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俄亥俄州立大學,或則校地廣大,或則校舍巍峨。「以貌取校」,校舍錯落民宅之間的布朗大學,實在不怎麼起眼。
號稱「大學型學院」(University-College)的布朗的確很小。它座落在新英格蘭地區羅德島(美國最小的一州)的首府普羅文登斯(Providence),從1764年起慘澹經營,本世紀中期才成為全國性學府。至今大學部學生不過五千多位,研究生更是只有一千餘人。在長春藤盟校中,它一向不特別出色。就它所擅長的文科來看,大多是在全美排行十名上下徘徊。直到後來,每當聽到導覽訪客參觀校園的大學生口沫橫飛,誇稱洛克斐勒圖書館藏書四百二十萬冊,色雅街 (Thayer Street)上應有盡有,我仍不禁為他們的「愛校心切」失笑。
哈佛有九十餘座圖書館,布朗只有四個。哈佛廣場附近有二十幾家書店,色雅街上只有兩個。沒錯,色雅街上有銀行、戲院、比薩店、花店、唱片行、服裝店、影印店、藥店兼雜貨店,可是比起台大或師大附近商家的熱鬧豐富,要對這條街上的四十來家店面提供的服務感到滿意,必須相當清心寡慾才行。布朗的學生在知識的領域上從來就不安分守己,為什麼他們竟能安於這樣簡單的生活環境? 至今我依然不解。
布朗之所以為布朗,與她的學生群的特質有關。據說典型的布朗大學生是這樣的:手拎咖啡馬克杯,嘴叼香煙,身穿短褲,腳有刺青,足踏涼鞋;滿腦袋是諸如「解構」之類無用術語,書包裡則塞了一堆充滿顛覆性、理想性、「政治正確」性的書籍。他們愛掛一隻耳環作為自由主義者標誌,又戴各式眼鏡避免和旁人視線接觸。外表看來對課業滿不在乎,私底下卻把自己逼得透不過氣來。老師們認為,儘管種族、家庭背景年年不斷變動,但是一屆屆到布朗來的學生,總是帶著濃郁的個人主義色彩,學習動機和好奇心的強烈超乎尋常。弔詭的是,正因為每個布朗學生都想與眾不同,反而使得校園內人人大同小異!
不過,外人眼中的布朗又是另一副面貌。今年二月間, 《浮華世界》(Vanity Fair) 雜誌出現了一篇聳動的報導:「明星學校」(School for Glamour)。作者蔻南 (Jennet Conant) 問道:一向在長春藤盟校中吊車尾的布朗大學,何以變得比哈佛還熱門,吸引大批紐約名流、好萊塢演員、華爾街大亨和歐洲富豪的子女,諸如如約翰甘迺迪的兒子,吉米卡特和戴安娜羅絲的女兒?據她報導、這群俊男美女在校園內外胡天胡地,穿戴名牌,開豪華轎車,舉行裸體派對,到歐洲度週末,畢業後則靠著豐富人脈,在媒體、娛樂業、音樂界、出版界等眾人矚目的行業嶄露頭角。蔻南認為,布朗之所以能吸引這群名流子弟,一來是因為剛卸任的校長格理哥瑞 (Vartan Gregorian)為爭取有錢家長的捐款,而為他們保留了若干入學名額;二來是布朗特殊的選課計分系統,使得這群紈褲子弟可以混水摸魚,玩樂四年。
不用說,這篇報導引起了軒然大波,老校長更是氣得發抖。這位矮胖慈祥、留著白色山羊鬍子、動不動就對人來個「熊式擁抱」的老先生極受學生愛戴,九年下來他用圓熟的社交手腕為布朗募得大量捐款,解除學校財政窘境,提高學生的學費補助,但他最得意的是學生素質年年提高(最近四年來的5700名學生是從106 個國家的67,000位申請者挑選出來的),圖書館藏增加了兩三百萬冊,並以各種關懷行動改善了與貧窮地方居民的關係。「在我九年任內,沒有一個學生是走後門進來的,」他說。「布朗的學生聰明而富有理想性。百分之八畢業後繼續進修,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擔任義工,更有許多學生為付學費辛苦工作。他們應該得到尊敬與肯定。」
的確,在炫麗的少數富家子弟之外,絕大部份布朗家長為每年三萬元的學雜費而憂心忡忡,學校人事處長年提供學生各種校內打工機會(以在校園餐廳工作為大宗)。在我的印象中,布朗大學生生得再怎麼聰明俊秀,總以裝扮簡單邋遢居多,很難從外表分辨他們的家世背景。一個校方發展部門人員說:「這個地方的好處是一視同仁。即使小約翰甘迺迪在這裡讀書也可以很自在,因為他不會受到特別注意。你的老爸是總統,你家是億萬富翁,很好--去排隊!」
正如老校長所言,若要細數名人子弟,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都有一大把,不只布朗為然。布朗真正引人側目的還是它的選課計分制度。1968年,正是美國大學生為了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而鬧得校園無一寧日的時候;經過長期思考醞釀,以麥格茲那與麥思威爾(Ira Magaziner and Elliot Maxwell)為首的學生提出了一份厚厚的課程改革芻議,要求學生主宰自己的學習生活。激辯一年之後,教師投票通過了這個布朗歷史上改變最劇烈的「新課程」(New Curriculum), 憂鬱的海夫那 (Ray Heffner) 校長也同時辭職。
根據這個新方案,學校不再要求學生必修「核心課程」,學生要為個人的成長負最大的責任。學校提供學生充分的彈性,其實也嚴格考驗學生的自主能力。大二結束之前要決定主修,提出完整的課程選讀計劃。有人依照傳統學系分科,有人設計跨學科主題做獨立研究(譬如「音樂與文學中的美學表現」、「從生物、文化、歷史等角度看飢餓問題」、「動物與人類文化」)。
此外,為了鼓勵學生探索新的知識領域,選課伊始,對於自己有興趣卻沒把握得高分的科目,學生可以自行決定以「及格/不計學分」(Satisfactory/ No Credit) 的方式登錄成績,而不一定採用傳統的ABC計分。如此一來,即使主修生物醫學的人也可以大膽嘗試經濟學、小說寫作而不怕成績難看,因為,及格的人成績通通是「及格」,沒有高低之分;而不及格的人該科目的修課記錄完全不會顯現在成績單上,就當沒有修過這門課一般。
有這麼便宜的事,學生怎不心花怒放?剛開始實施的前幾年,就有一半以上的新生濫用這個制度,把自己所上的課都用S/NC方式計分。許多人開始質疑這套系統無法明確判分等第、對學生未來申請研究所不利,學生擁有大量自由卻不知如何善用也廣遭批評。不過,三十年來,布朗新課程背後的自主學習精神逐漸得到眾人認可,普林斯頓明年也將嘗試類似制度。
就我在布朗的上課經驗來看,教授講課或帶討論的能力互有高下,但課程結構大多謹嚴紮實,每科書目每週至少兩本,一學期四門課、四年三十二門課唸下來,布朗大學生的用功程度是靠著「共筆」討生活的台灣大學生所不及的。我認識兩位老學生,一位是越戰老兵,一位是阿拉斯加漁夫,都是歷經滄桑才決定回到學校,他們求學的態度尤其虔誠。
當然,這個制度的成功還必須配合其他條件。學校要提供既豐富又深入的課程,才能鼓舞學生不停探索、思考、選擇,否則「自主學習」之名即會落空。此外,老師必須奉獻大量時間提供諮詢,協助學生解決求學及個人生活疑難,幫助學生不至於迷失在茫茫大海之中。不過歸結到底,學生本身強烈的學習動機和自主性才是決定性的因素。「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唸布朗,」一位高層行政人員如是說。這樣的教育方式到底成效如何?今年五月一份學生報紙發出問卷︰「四年下來花了十二萬美元學費,你覺得到底值不值得?」學生的回答也是很布朗式的:百分之五十一曰是,百分之四十九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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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布朗人想必有不同的布朗故事,我的觀點是從一個讀文科的外國研究生的角度出發的。到格理哥瑞校長去年離開為止,布朗一直以大學部教學為經營重點,研究所相對受到忽視。獎學金名額有限,圖書資源缺乏,強調傳統學科訓練的嚴格性,而不特別鼓勵自由跨越學門。因為這些緣故,課業壓力沈重,同儕競爭激烈,大學部和研究所的學生好像是活在毗鄰而不相交的兩個世界。
回想起來,第一年總是特別痛苦。我本來就不是高來高去之輩,一口彆腳英語更使得人前人後毫無自信。老師開的書目叫人大開眼界,我永遠在後面追趕進度。報告總是想處理諸如「現代中國知識份子與土地的疏離」、「桑塔耶那的美學宗教觀」、「女性化的反女性主義者」之類大而無當的題目,永遠來不及在截止日期前交卷。我已經不記得在布朗第一年看到的紅葉是什麼樣子--龐大的課業壓力排山倒海,叫人透不過氣來。落葉之後五個月之久的冬天,似乎也沒有冷得難熬--在校園結冰小徑來來去去,滿腦子只記掛著沒讀完的書,尚未成形的報告題目。充實又快節奏進行的課程,逼得一個外國學生從九月焦頭爛額到次年六月,寒假春假似有若無,只有榆蔭匝地、校園岑寂的暑假才能得到休息。
「研究所和地獄有何不同?」有人細細數來:地獄不會下雨。地獄比較好玩。地獄不會把人趕出去。地獄裡的人可以睡覺。地獄裡的人會微笑。要下地獄只消出賣靈魂就可以了……而且,你可以對人大吼「去下地獄!」卻不能叫他「去唸研究所!」入學一年以後,博士班十三個同學中只留下了六個。再過一年,六個中一個決定去好萊塢寫劇本,一個到非洲肯亞去做人道服務,一個則改唸法學院賺錢養家。繼續撐下去的只有三個,都是已婚女子。我想,大概是我們的生命可能性已相當侷限,既然決定要走這一條學術道路,只有破釜沈舟,拼命向前。當然,我們都很幸運地擁有丈夫的支持,在家務和經濟上沒有太大的後顧之憂。
我可能又更幸運一點 。能在生了小孩、年屆三十之後還繼續唸書,不能不感謝家人對一向任性而行的我的無比包容。剛出國的時候只是伴讀,沒有繼續唸學位的打算。打工半年,因懷孕生子而辭去工作,在育兒的同時又抽空譯書,但是心底的躁鬱逐漸擴大。做母親給我意想不到的快樂,可是在一所有百官之富、廟堂之美的大學當外國研究生眷屬,被語言的隔閡和生活範圍的狹庂所拘,與一切精采擦身而過,不能不感到遺憾。可是現在選擇了兩人同時讀書的道路,就要面對時間、金錢上的極大壓力。如果不是有娘家、婆家的不時接濟,如果不是有外子的精神與家務支援 -- 在功課最吃緊的時候,他晚上陪小孩、週末買菜,而他自己也有論文要寫--,這條路絕對走不下去。
在簡單親密、一家三口相依為命的日子裡,除了傻呼呼的胖兒子之外,最能撫慰心靈的莫過於新英格蘭的四季流光。暑假快結束的時候,早晨的微風拂過樹叢,簌簌作聲,久久不息。一樣的藍天白雲,忽然默默轉成秋日的高遠情調,彷彿夏日空氣中蒸騰的水汽散佚消失了,不再模糊山川的界線。世界漸漸冷下來,清晰了,也清涼了。氣象報告開始提醒楓紅高峰由北而南漸次遞嬗,而這裡最美的秋光落在城外的林肯樹林(Lincoln Woods)中。湖畔霞影臨水照映,有人來看、無人來看,於它都無所謂;它曾經這麼綠,現在是這麼紅,而十天內就要悉數委落於地,它也一派坦然。
冬天再到林中,湖水已結成廣大的冰體,在藍天的映照下成為美麗的藍冰。有人走到冰上餵鳥,水鳥滑稽地在冰上一步一滑;一旦飛起,卻又那麼優雅自在。夏秋兩季殊不顯眼的松林,在萬木凋零的此刻卻株株入目,墨綠針葉上披著白雪,寂靜而肅穆。不過,雪霽天晴的美景在漫長的冬日屈指可數,雪地很快被無數腳印踩成泥濘一片,又在入夜的低溫下結成堅冰,讓汽車打滑,行人舉步維艱。從十一月到次年四月,大多數日子只是灰色天空褐色枝枒,乾冷蕭瑟的大地好像失去了它對色彩的記憶。
直到有一天,一邊玩味在課堂和書本上的勝義,一邊望向校園遠處大樹,忽然心中豁然開朗。彷彿地氣不知不覺地暖了,第一朵春花掙扎冒出頭,發現外面空氣清新,空間無限。經過這麼久的煎熬,有生以來第一次,真正感到當學生的趣味。清湯掛麵無聲無色,自在地享有無知的權利,又自然地湧現對諸事諸物的好奇。面對浩瀚的知識領域,既心虛地自知渺小,又決定捨身以赴。
想起出國後不久有人問:「到美國來,你可感受到它給你的自由?」「我不覺得特別自由,」那時這麼回答:「因為內心自有矩度,所以在戒嚴的台灣我不覺得受束縛,來到美國也不覺得得到解放。」現在,在一個既強調學術紀律又充分鼓勵思考創造的環境中,那隻並不馴順卻又放不開自己的小鳥,終於開始鼓動翅膀,順著大氣的流動升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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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美回台寫作論文之前,獨自開車去向湖畔樹林告別。我知道要放棄異國山林之美,回到五濁惡世的台北;可以極目遠眺的知識原野,會陡然變成銅牆鐵壁;已經勉強克服的英文表達問題,會再度把筆與舌團團困住。沒有預期到的是,身邊會又多了一個愛嬌的娃兒,論文要花五年才完成,離開布朗的歲月竟超過了在那兒修課的時間。
一邊育兒一邊寫作,這五年的過程,只能用面壁修行來形容。心在論文時,孩子的痴纏令人焦躁惱怒;若從容隨順孩子,回到書桌前腦中又是一片空白。既不能等孩子長大才完成學業,也不能等完成學業才生小孩,只好兩者同時牛步進行。內心的自由感日漸流失了。能撐下去,是靠著紀律,對研究對象的痴心,還有幾張貼在書架上的布朗照片。
今年三月,得了一位老師的鼓勵和學校提供的獎學金,我居然又像那幾張照片一般,站在榆樹搖曳,開滿黃色連翹、蓮色木蘭的春日校園中了。大學生帶著狗在草地上丟飛盤,亂七八糟貼滿海報的布告欄上昭示著學校的飽滿與學生的活力。令人訝異的不是它的變化,而是它的不變,它在多采多姿的變化中恆常如新的生命感。
畢業在即,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對這個學校的無知。它的特色是什麼?它如何運作?布朗家族和這個學校有什麼淵源?主校園黑鐵圍欄上的數字代表什麼意思?為什麼挑那頭笨拙的熊當吉祥物?英文系在哪一棟樓?……我一無所知。誠如一位校史編輯所揶揄:「大多數布朗的學生下意識地以為,這個學校是從他進來的那一天才開始存在的。」而一旦留意,卻發現校園中處處留著線索,彷彿二百三十餘年來曾在布朗駐足的人仍在無聲地喧譁,急切地要留住人們的記憶。
十三州時代建的紅磚「大學樓」(University Hall) 曾在獨立戰爭時代充作軍營;大草地旗杆座上紀念的是和拜倫同時代勇赴希臘的校友;主張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海約翰(John Hay)留下了一座鼻頭被摸得發亮的雕像;優美的潘布洛可(Pembroke)校區曾是一群優雅而奮進的女子的學習天地;在兩次世界大戰和韓戰、越戰中犧牲的學生姓名沈重地鐫在碑上……。當年的無限風華,最後只能在一棵樹,一條路,一面牆,一棟建築上,簡單地留一個名字和職稱。想起系上的一位老師,病重時仍安詳地到學校書店看書,目光駐留在介紹布朗建築的一捲錄影帶上。五年後我重回校園,在一株大楓樹上看到紀念他的木牌。大樹猶自欣欣向榮,而那塊木牌已經褪色欲墜了。
有些東西如雲煙散去,有些東西竟然奇蹟般地留下來。譬如說,學生惡作劇的傳統。那位協助希臘反抗土耳其,又成為反奴隸制、推動視障教育的改革先鋒,在校時期頑皮得過火,不是把燙爐灰放進老師的床上,就是把校長的馬牽到三樓屋頂上長嘶過夜。十九世紀中期的學生,總在期末為他們的教科書舉行喪禮︰他們的出殯行列吹吹打打,把棺材送到西康河(Seekonk River)上,任書本隨波逐流,再持火把回校區安慰如喪考妣的老師。
學生所愛戴的,當然是能夠容忍乃至欣賞這種惡作劇的師長,例如那位邁起步來被學生用擴音器喊「左,左,左右左!」的修辭學教授。但最膾炙人口的莫過於1929年出現的「破陶學」教授喬賽亞.卡貝立(Josiah S. Carberry),他那瘋瘋癲癲的一家人成天寫信、打電報給地方媒體發表高見,鬧得普羅文登斯日報忍無可忍,宣佈對他們全面封殺。直到今天,布朗的圖書館電腦目錄系統仍以「喬賽亞」為名--儘管他只是個烏有先生。今年五月期末考期間,這個傳統又出現了新頁。夜裡十一點半還在洛克圖書館頭昏腦脹k書的學生忽然眼睛一亮:五六個好心的男女為大家送來甜甜圈--身上全都一絲不掛。待校警聞訊出面取締,「天使」們已從容逃逸。
儘可能收集了各種校內出版物之後,我發現布朗不僅重視學生的教育,也鼓勵員工選課、為他們設計特別課程,使整個校園都充滿學習的朝氣。我也發現,在激發個人主義式的創意之外,布朗也注重社會參與,「從服務中學習」(Service-Learning)的課程引導學生將行動的熱情轉為實際的社區服務。實際成效如何?是不是像一個校友吹噓的那樣,「這一大群有理想、有前瞻、野心勃勃、慷慨又富創造力的靈魂,在乎的不是個人的財富和地位,而是如何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可惜不能進一步觀察。
我到校史檔案室去瀏覽,發現至少還有另一個人也急著想在短時間內了解布朗的歷史。「戈登基(E. Gorden Gee)校長也在問那本《布朗兩百年》(A Tale of Two Centuries) 呢,可惜已經絕版了,」撰寫《布朗大百科》的米契爾老太太說。
今年二月到任的新校長,很明白自己是頗「不布朗」的。這個出身猶他州的摩門教徒,戴老式圓框眼鏡、穿格子布西裝外套、打蝴蝶結領帶,看來不脫土氣,和講究優雅內斂的東岸紳士格格不入。他擁有法律及教育學背景,從三十七歲起就開始長期出掌大型公立大學(包括學生近六萬人、教職員三萬人的俄亥俄州立大學),以擅長財務管理著名。他怎麼會被董事會推為這個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東岸私立大學的校長人選?
「在財政上我很保守,在待人處世上我很自由,不過那要看你如何定義『自由』,」戈登基如是回答人們對他的質疑。所謂在生活上「很自由」,對他而言意謂著做事投入,生氣勃勃,實話實說。按照一個董事的說法是,布朗的「開源」問題已在擅長募款的格理哥瑞任內暫時解決,現在是要把這些資源做更合理的運用的時候了。不管如何,他們能找一個毫無淵源的人來作校長、對自己人開刀,顯示董事會的公心與反省修正的勇氣。
新校長總是深鎖眉頭從草地上匆匆穿過,聆聽音樂會也陷入沈思。果然,在邀請學生吃冰淇淋、看「星際大戰」的同時,他也開始推動全校性的縮減浮濫支出計畫,準備大刀闊斧裁併冗員。令大學部學生不安的是,他將加強研究所的資源,特別是鼓勵跨學科的研究計畫,大學部的優勢可能因此失色。可是,身為一個研究生,我很羨慕以後的學弟妹,很遺憾不能親眼目睹戈登基如何改變這個學校。
我所能做的,是離校前再把它好好看個夠。在開滿蝴蝶般白色茱萸的綠地上徘徊;在亭亭如蓋的大榆樹下打盹;在盛開的日本櫻下體會何謂「花團錦簇」。一天三場電影﹔東亞系杜詩討論﹔歷史系課程設計座談﹔音樂系爵士音樂會﹔舞蹈系期末演出﹔黑人抗議詩人巴拉卡(Amiri Baraka)演講﹔職業劇團「馴悍記」和「理查三世」﹔黑人藝術家音樂劇;台灣同學會烤肉﹔美國、大陸同學邀宴;東灣(East Bay)腳踏車踏青……。因為論文即將脫手,我奢侈地過了兩個月沒有功課壓力的單身學生生活,可是還是撥不出時間去聽美俄高級官員討論冷戰為何結束,來不及去看任何一場球賽,也無法再去林肯湖畔躑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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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和校友返校日前幾天,連綿春雨居然停了。白色日本燈籠成串綴滿碧綠校園,布朗人屏息以待的年度慶典鄭重展開。宿舍在校生全部被趕走,騰出空間來款待校友和畢業生家長。臨時廁所和臨時電話架設齊全;龍鍾老校友有學校派出的年輕小伙子帶領攙扶。 1948級閒話建國已五十週年的以色列,1968級懷想驚心動魄的六十年代﹔畢業五年第一次相聚的1993級則又跳又笑,把入社會後磨出的莊重丟到一邊。更有人拿著厚厚資料袋,形單影隻凝望校園,臉上有深重的失落感:原來布朗不是只屬於他;那麼他屬於布朗嗎?
今昔之感且待曲終人散時再咀嚼吧,此刻校園的氣氛毋寧近於狂歡:近三百種演講、表演、宗教儀式、宴會,像放煙火般在三四天內密集舉行;古老的大學樓的每一扇窗戶都亮著昏黃燭光,映照著「校園舞會」的衣香鬢影,「流行音樂會」的樹影婆娑。午夜十二點,賽亞堂(Sayles Hall)前傳來醉醺醺一群人半唱半吼的校歌 ……。
令人難以想像的集體浪漫,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式的秩序上的。雷.察爾斯(Ray Charles)擔綱的音樂會,最便宜的門票也要三十塊美元。有錢的人啜著淡酒近距離欣賞,其他的遠遠地看巨型螢幕,不想花錢的立在圍牆外旁聽。而白天忙著搬桌椅、鋪桌巾,晚上在席間穿梭點蠟燭、送點心的,是穿著白衣黑褲的打工學生。「他們為賺取學費而辛苦工作,請大家不吝給予小費!」點菜單上這麼印著。
藉著為畢業生與校友創造難忘的回憶,學校呼喚著校友為更好的布朗慷慨解囊。有錢的洛克斐勒曾送給母校一棟圖書館,小康的校友只能整屆合資捐一段圍牆,今年應屆生則集體給了學校一張近六萬元的支票。若不能大筆捐款,小額奉獻也是好的。近年來的號召是︰「一百美元買一塊磚,留名學院丘(College Hill) 上!」為了作好睦鄰工作,校方也不忘發動大家選購童書捐贈附近小學。看來畢業後如果阮囊羞澀,是很難體面地回到學校重溫舊夢的。
畢業典禮當天,近兩萬人湧入校園,包括史蒂芬.史匹柏和他的家人。兩百三十年的歷史,反映在古怪繽紛的服裝和繁文縟節的儀式上。譬如說,校長得身穿棕袍,脖戴金質校徽,拉丁文琅琅上口,走路有權杖前導,座位是一把十八世紀西班牙的木椅。同樣的,以學生擔任主要演說人的「酷」傳統也源遠流長。一位在南非進修過、又積極組成「學生勞工聯盟」的大學部代表,呼籲畢業班同學將歷史融進他們的生命之中。另一位從五十八個競爭者脫穎而出的致詞代表,則對布朗同儕過度的個人主義與自我中心下針砭︰「我們要以行動對他人、對團體負責……」
延續著布朗時代的探索精神,大學部畢業生的天空似乎是無限地寬廣。有的想到愛爾蘭去開冰淇淋專賣店,有的要一邊打工一邊遊歷歐洲,有的想找人支持他到祕魯去寫一本關於藤森總統的書,一個心理與國際關係雙修的畢業生則在紐約一家投資銀行找到工作。當然,生命不會是一路通行無阻。一位女孩畢業前夕在宿舍留下這張紙條「 XX︰你這個混蛋,我懷孕了,別丟下我,我的愛……」相形之下,新出爐的博士、碩士的未來道路是定型而狹窄的,想來真有點沮喪。
「別忘了,要當這個世界的眼,當這個世界的心……」校長最後叮嚀時,晴好的天開始轉陰颳風了,講台旁一棵五六層樓高的大榆樹枝幹翻飛如舞,葉子也紛紛落下。呆呆盯著它看,好像人也要隨風而去。快要走了,該面對現實。我終究只是一個外來的觀察者,不能真正融入這個地方。在它的豐富多元的表層下,許許多多的個人和我一樣感到孤獨。但是不是正是人際的疏離,提供了心靈沈思的空間,才使獨來獨往的知識探索成為可能?
布朗所提供的勝境令我留戀,但我明白這不是真實的世界,也不是我能久待的地方。想來可笑,算起來不知是第幾代留學生了,為什麼既失去早期人物(如陳之藩)對這個國度的批判力,又沒有辦法在創造力上和異國同儕分庭抗禮?遠來取經,究竟對個人的啟發意味大呢,還是對整個社會有意義?想起指導教授的一句話︰「把國家、民族之類問題先放一邊,為你自己存在的感受而讀書吧。」對一個求道者而言,布朗也只能是行腳途中三宿之桑……
雨點滴下來了,歡呼聲中畢業生的方帽子拋向空中,大批人潮緩慢向出口移動。茱萸花已萎謝一地;離開以後,接下來的花信,是六月薔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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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特別健忘,上天才讓我去學歷史。別人心目中的真實,甚至我自己一度以為的真實,都很快在事過境遷後在記憶中褪為一個淡淡的影子。我努力地活,希望周遭人、事因此而刻骨銘心;儘管如此,「現在」仍在轉眼間成為「過去」,那些我所珍重的時刻紛紛脫手而去,成了迷迷茫茫的過眼雲煙,連照片也喚不回當時的氣味和氛圍。趁記憶猶新的時候記下一個我名義上停留八年、實際上只待過三年兩個月的地方,就算是為未來的惆悵徘徊留下一個依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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